根据梨视频3月22日报道，韩国爆出“N号房”性剥削事件。犯罪集团以诈骗手法获得女性个人资料后，逼迫其成为并加以虐待，拍成影片。已确认受害者至少74人，其中16人是未成年少女。在发生此事的Telegram平台上，可能有超过26万名男性通过聊天室共享上述非法色及照片。

　　本次性剥削犯罪的主嫌、25岁的赵姓韩国人在网络世界自称“博士”，已经被逮捕收押。他被指控自2018年12月至今年3月制作易影片，以及经营被称为“N号房”的8个聊天室，并在“N号房”删除消失后重建类似的“博士房”。此前他否认自己就是“博士”，直到近日才承认。有媒体披露，他曾是大学校园媒体记者，撰写不少政治新闻，为避免暴露身份，长期仅通过Telegram与犯罪同伙联系，因此13名共犯从未直接与他见面，也无人知道他身份。

　　因为犯罪事件所依托的社交媒体公司总部在海外，尽管韩国警方发函请求协助，但经常得不到回音，调查因此受阻。韩国警方2月成立“网络性犯罪搜查特遣队”侦办此案，22日承诺，虽然请Telegram协助调查一事需要时间，但一定会抓获其他嫌犯。

　　23日，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，对于N号房事件，警方不应只调查“博士”等运营者，有必要对“N号房”全部会员进行调查，除警察厅网络安全组之外，还希望建立特别调查组，把这一事件视为重大犯罪彻查，严惩加害者，特别是对儿童、青少年实施的数码犯罪应予以更加严厉的处罚。

　　“N号房”事件在韩国掀起轩然，其背后显然牵涉一连串最极端的恶性集体性犯罪。嫌疑人被抓后，不少民众请愿，要求公开嫌疑犯身份，同时要求公开该平台会员的资讯，并称“进入房间的你们每个人都是杀人犯”。

　　多名韩国知名艺人于23日利用社交媒体发声，表达自己的愤怒。Girl’s Day成员惠利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开了两张请愿者照片截图，并配文：“超越愤怒，感到害怕。希望给予高强度的处罚。”CNBLUE郑容和则在网上发文，“请公开Telegram N号房涉案人员的真实身份”。

　　韩国青瓦台的请愿网站上，18日建立了专项“要求公开Telegram N号房嫌犯资料并出面发表立场”。截至23日12时34分，参与请愿署名的民众已经多达2263455人。

　　韩国时事节目《我想知道真相》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激进行动，突破了新闻中保护嫌犯人权的惯常做法，在预告片里公开了N号房头号嫌犯“博士”赵某未打马赛克的照片，节目组还特意表示：“请认识赵某的观众提供线索”。

　　概括来看，迄今为止，N号房事件在韩国本土激起的怒火，集中体现在追问嫌犯的身份信息上，而这方面的信息透明公开要求更指向26万名“帮凶”。这一要求并不新鲜，它延续了韩国一直以来围绕性犯罪分子的信息披露的争议。对这些人的身份资料，到底在什么时候披露，以及披露到何种程度，始终是韩国朝野之间相持不下的争论点。

　　如果要理解韩国民众在N号房事件上的愤怒，以及新闻媒体打破行业禁忌，公开呼吁对嫌犯展开“人肉搜索”行动，就得了解本宗性犯罪事件极其恶劣、变态的性质。

　　“博士”赵某他们的惯用手法，是利用社交网站或交友软件搭讪女学生，伪装成同年纪的学生与对方聊天，接着传给对方一串网址假装警告，“这个网站好像有人公开你的照片和个人资料”，诱导对方点击网址。点进网址后，会弹出必须填写资料的页面，而女学生只要照做，嫌犯就会取得账号密码和女学生的手机等隐私资料，进一步套取该女生发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、就读学校和居住地址等。

　　接着他们扮成警察联络女生，称她被人指控在网络上散播猥亵物品，宣称已经掌握她的身份，威胁要移交法办，恐吓受害者。一旦受害者求情，嫌犯便亮明条件，“当一星期的奴隶就放过你”。

　　几十名女生因此受尽虐待，被迫拍摄拿刀在腿上刻字、针穿身体等影片，或被带到大街上，给陌生过路人等变态动作。“博士”赵某控制的聊天室里除了充斥这些视频，少女的姓名、就读学校和班级等资料都在其中流通。少女若试图逃跑，嫌犯便扬言公开她此前拍摄的视频和个人资料。

　　赵某首先在Telegram上建立一个“试吃”聊天室，任何人都可加入并观看影片，有意加入会员的网友则按照支付的会费高低决定其可观看多少影片。

　　警方已经在赵某家中搜出疑似以虚拟货币换成的1.3亿韩元现金，由于赵某不时删掉聊天室重新创立，警方尚未掌握全体会员人数。另有消息指出，“博士房”会员一度达到26万人之多，不仅观赏视频，更经常以“性侵她”的文字信息起哄。

　　随着事件发酵，社会要求严惩的呼声四起。曾经购买N号房或博士房的网友做贼心虚，感受到强烈的焦虑。韩国最大入口网站Naver的发问平台“知识iN”涌入大批网友提问，“不小心进过N号房，下载过几段影片，事情曝光后注销会员也删除Telegram，这样会被罚吗”“曾经下载过大概两段影片，但手机已丢失，账号也注销了，这样就不会被罚吗”？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N号房事件传到我国舆论场之后，同样引发广泛的关注。不同于韩国民众强烈要求公开嫌犯信息，微博上的争论点是性剥削的观看者（会员）要付什么责任？从这一争议点衍生出来的是，多数关注女性权利的博主抨击中国男网民对N号房事件缺乏共情和愤怒。

　　在韩国，是否公开猥亵儿童罪犯长相、性犯罪者的身份信息，以及披露到何种程度，是由法官决定的。按照韩国过去的法律，对13岁以下儿童实施性犯罪者的资料，只能在地方警察局查到。

　　2010年6月29日，韩国国会通过了“化学法案”后，7月26日上午，韩国女性与家庭部在其运营的网站——性犯罪者公布栏——公开了首批10名20至50多岁性犯罪者的信息和头像照片。韩国所有年满20岁的成年人都可以登录这个网站查看对儿童事实性犯罪的个人资料。

　　由于当时网站的最高设计浏览量是允许6000人同时访问，在该网站开通不久，就因为涌入12万名访问者，导致网站近乎瘫痪。

　　为了回应“为什么把成人对象性犯罪者除外”的舆论，2011年4月添加了针对成年人的性犯罪者。效法美国，足以与其媲美的强力制度就此诞生。

　　韩国公民进入该网站后，只要输入身份证通过成人验证后，就可以在地图上看到性犯罪者的住址，点击人物详细信息页面，可以看到性犯罪者的脸部照片、姓名、年龄、身高、体重等基本信息，以及3至4行的犯罪前科简介，身份证住址和现住址也登记在册。

　　除了网站，为了预防及调查性犯罪，韩国所有被判罪名成立的性犯罪信息都将在手机APP“性犯罪提示e”上公开。公开信息包括姓名、照片、身份证号、住所及实际居住地址、职业、职场所在地、联络电话、身高体重、私家车注册号、出入境情况、性犯罪经历、是否佩戴电子脚镣等。

　　被判处超过10年监禁的罪犯，信息将被公开30年。3-10年监禁将被公开20年，3年以下监禁将被公开15年，仅被处以罚款将被公开10年。

　　韩国所有国民都可以使用该APP确认性罪犯的情况,但如果将信息内容截图共享给他人,将构成名誉侵权，最重可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或遭罚款。

　　任何人发现性犯罪的身份信息登记有误，任何人都可以举报，要求当局更正。有出现过性罪犯暗中更换住所，导致无辜人受连累的案例。

　　在韩国，即使10年前就实施了性罪犯的信息披露机制，但伴随着大案要案的出现，公开与否的争论并未消除。

　　2019年4月24日，韩国媒体首次公开“素媛案”凶犯赵斗淳的长相，此时距离他今年12月13日出狱只有几百天。“为了让全社会提高警惕”，媒体作出了决定。而在赵斗淳案件发生的2008年，韩国公开特定暴力犯罪嫌疑人面部的法规尚未出台。

　　赵斗淳是韩国电影《素媛》的犯原型。2008年12月，赵斗淳在京畿道绑架并性侵了当时只有8岁的受害人，2009年法院以赵斗淳犯案时出于自控能力较弱的状态为由，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。

　　2009年，韩国以连环杀人犯姜浩淳案为契机，决定修改《特定暴力犯罪处罚特例法》。规定将公开犯下杀人、抢劫、、绑架、诱拐等罪行罪犯的容貌和姓名等个人资料。该法案得以在次年通过实施。

　　由于赵斗淳犯案时该法案尚未通过，因此在理论上不适用素媛案。2018年，韩国法务部对赵斗淳进行了性犯罪治疗鉴定，结果是“性偏理性很高”，认为他在服刑10年后仍有再次犯罪的可能，属于“再犯危险群体”。最终的结果，是于当年4月16日实施“赵斗淳法”，对性侵未成年的罪犯实施一对一看管。

　　但即使有赵斗淳法案，仍无法消除韩国民众的担忧，在此次N号房事件上，这种担忧再一次强烈浮出水面。人们担心的是，即使按照超赵斗淳法案，对他这样的性罪犯总监视时间不能超过7年，而社会希望以彻底的信息公开跟踪这样的人。

　　这也就不难理解，何以数以百万的人参与青瓦台联署，他们对官方的信息披露机制并不完全放心。

　　赞成公开照片的人认为，社会安全优于犯的人权，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理由。

　　但反对身份公开的最强论据是，身份公开为双重处罚。对于这个论据，一度让韩国宪法法庭于2003年启动裁决，而结论是：对性罪犯人格权和私生活限制的干预，并不能优先于青少年保护的公益目的。

　　本次N号房事件中，要求信息公开是主流，同样激起一些陈旧的担忧，有网友质疑，认为公开照片“等于杀死犯人的社会性”，可能使其无法正常融入社会，“除非有足够的把握防止他再次为恶”等等。

　　据媒体消息，因为父亲非礼了女中学生而被公开身份，韩国曾有一名高二男生感到羞耻选择了自杀，遗属表达了家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悲哀。韩国的现实是，随着性犯罪的增加，无论是法规还是舆论，都一直在强化身份公开的必要性，而更复杂的社会讨论，比如身份公开到底要公开到何种程度的罪犯为止，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展开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